包山花鼓戏是在云和马灯和采茶灯的基础上,汲取了安徽“凤阳花鼓戏”的艺术元素,融合了民间吹打等艺术形式而创新的,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戏曲品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长期以来在浙西南山区一带享有盛名。

包山花鼓戏以云和县云坛乡包山村为发源地,这里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民俗民风,孕育并完好地保存了这一优秀的民间艺术。据老艺人说“包山花鼓戏最初是由一位姓徐的人办起。”查考《包山徐氏宗谱》,其祖先徐福公,于元成宗元贞乙未岁(即公元1295年)徒居包山,明清之际家族繁盛。包山花鼓戏真正成熟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是在清末,当时由于受凤阳花鼓戏等戏曲品种的影响,在相衍的马灯和采茶灯基础上形成花鼓戏。

花鼓戏在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中,经历了从民间歌舞到对子花鼓直到能够演出相对完整的折子戏这样一个从简到繁的过程。旧时花鼓戏巡村表演前,白天先到各家各户放下灯贴,晚上则挨家挨户上门演出。一些富裕的人家会准备多个不同规格的红包分别放在中堂的香案或者炉台等不同地方。如果主家准备了十个红包,戏班每演完一个节目拿一个红包,若戏班没有这么多的剧目可以演出,红包自然也拿不完了。这一风俗无疑对花鼓艺人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也正是这一风俗促使戏班在传承传统剧目的同时不断创新出新的剧目。包山花鼓戏传统剧目有《大花鼓》、《双看相》、《卖花线》、《卖草囤》、《补缸》、《荡湖船》、《走广东》等剧目,剧目内容有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有表现花鼓艺人在卖艺生涯中所见所闻的,是民俗民风的产物。后期的《牡丹对课》、《小尼姑下山》等剧目,则是移植了流行于浙江部分地区的婺剧,在其经典剧目上加以改编而创作的。另外还有吸收其它戏剧形式创作的《断桥》、《祭塔》、《哪吒》、《金朝算命》、《刘秀抢饭》、《徐庶回营》、《貂禅拜月》等大量的小戏和折子戏,也是包山花鼓戏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剧目。可以说包山花鼓戏的每一个剧目都经过历代艺人在长期的传承和即兴的演出实践中日益锤炼成熟的。

包山花鼓戏在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生产、生活方式而逐渐丰富了创作源泉,在表演内容上,则真实贴切地表达了花鼓艺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其表演形式朴实、明快、活泼,主要角色有花鼓公、花鼓婆、小生和花鼓囡,其中花鼓公即丑角的表演最具特色。包山花鼓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对白和唱腔中运用了韵味浓厚的包山本土方言,以质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剧情,使戏剧语汇更本土化。

花鼓戏表演时有文有武,表现形式更加贴近生活,道具有小锣、马鞭、腰鼓、花篮、纸扇及牌灯、花灯等。为了增加戏剧的调侃性,唱腔以说唱相互融合,像《大花鼓》、《卖花线》等剧目,说唱中还配以舞蹈,舞姿优美,舞台表现力极强。

由于戏剧情节的复杂和人物思想感情表达的要求,花鼓戏曲调也由原始曲调发展成今天有各种不同节奏的,能表现各种不同情感的,分别适用于男女声或女声演唱的曲牌。从音乐发展的角度说,前辈花鼓戏艺人,根据戏剧内容的需要,运用“一曲多变”的规律,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曲调,并且相传了一套曲调发展的手法。他们用了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如:“变手法”、“改尾巴”、“换骨头”、“翻上去”、“落下来”、“把板眼扯烂或挤拢”,实际上就是通过转调、变调,改变调式、音程移位、节奏扩展或者压缩等手法来创造、丰富花鼓戏曲调。包山花鼓戏所用曲牌主要有《柳条金》、《柳条金断》、《闹长沙》、《三句落》、《过街溜》、《一字清》、《大过场》、《小过场》、《大字过场》、《闷工过场》、《上轿哭》、《落山麂》、《满门贤》、《望乡台》等。同时,还吸收了其它民间音乐和剧种的音乐,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包山花鼓戏旧俗于年节前由村中公举的灯头任事,筹资垫款,召集十余岁的少年教习戏文,置办花灯。正月初二起灯,率班出村巡回演出,至正月二十回村,收灯停演。一般待演员年纪稍长,转充乐队。通常,除村里的迎神赛会,在村中夫人庙或张氏宗祠等处演戏酬神外,非春节期间不演出。

包山花鼓戏作为本乡本土世代传承的社会大众最喜爱最熟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大量的剧目,古老的演唱方式,原始地再现了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延续了本土民间音乐的血脉。它以其悠久的民间歌舞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特征,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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