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四川车灯（重庆市）传承人：黄吉森

1943年，黄吉森出生在沙坪坝的一个曲艺人家，父亲黄定雍是一名说书艺人，靠着四个凳子一张桌子养活全家。黄吉森自小跟着父亲跑码头说书，耳濡目染下，早早就在心中种下了一颗曲艺的种子。解放后，听书的人渐渐少了，有时候父亲连一天的饭钱都没法挣到，为了生存，黄吉森和妹妹开始学**唱曲。8岁、6岁的孩子，本该天真玩耍的年纪，被迫成长起来，担负起一家的生计。

“那时候为了生存真的非常辛苦。”黄吉森说。父亲带着兄妹两人走街串巷卖唱，到北碚、九龙坡、长寿等周围区县赶场，为了省钱，父子三人常常饿上一天，晚上回到家才能吃上一口饭。有时候赶不回来，连1毛钱一晚的旅馆也舍不得住，寻个路边已收摊的桌子，铺上老棉絮往上一躺，也就凑合一晚。

一回生两回熟，时间久了，黄吉森也渐渐**惯了这种卖唱的生活，有时候父亲生病没法出门，他就带着妹妹自己出门赚钱，在人来人往的码头上找个空地，跟做生意的摊贩借一个凳子，摆好架势敲起锣鼓，两人就唱起来，因为人小又可爱，一曲下来，1分、2分的打赏也不少。“有一晚很晚才回程，为了赶上最后一班船，我一手牵着妹妹一手提着锣鼓摸着黑过河坝，一路走一路摔，还踩到尸体，吓得要死，好不容易才赶上船，船上昏暗的煤油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黄吉森的基本功就在这种街边演出中一天天练成。

1953年，10岁的黄吉森凭借一副好嗓子考进重庆曲艺队（现重庆市曲艺团）。因为声音洪亮、中气充足、吐词清楚、圆润悦耳，被分配到“四川车灯”创始人唐心林门下，跟随唐心林学**四川车灯和金钱板。那时的黄吉森对于舞台表演还很陌生，第一次上台时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我和谭柏树（同为四川车灯国家级传承人）按照老师教的，上台表演《柏树拗过山垭》，唱的是成渝铁路通车工人的劳动情形，看起来我们两人都很镇定，一板一眼没有出错，其实心里直打鼓，直到表演结束听到观众的叫好声，整个人才松懈下来，脚踩棉花般走回后台。”

因为人小听话又肯学，黄吉森很快就成了主要演员。然而老马还有失蹄的时候，何况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台上出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老师对学徒是十分严格的。”黄吉森回忆，在台上出错下来是要受罚的，最开始是用金钱板那厚厚的木板打屁股，后来学了文化就开始写检查，检查要在化妆室里贴一周，自己都不好意思看，只能捂着脸“哎呀哎呀”的直摇头，心想下次一定不能再出错。“越这样想越容易出错。那时候演出多，两三天就要排一个节目背200多句台词，唱着上句脑海里就开始想下句，想着想着就忘了，第二天同样的地方，心想今天这里不能出错了，唱到嘴边又忘了。”为了躲避处罚，黄吉森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在手上用小字写台词，一边唱一边瞄，或是忘了词就自己在台上现编，但这些小聪明都逃不过老师的法眼，下来依然逃不过一顿教训。

在严师的指导下，黄吉森一边学一边演，渐渐在舞台上成长起来，独自演出也能轻松完成了。50年代车灯在重庆广为流行，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常举办业余曲艺培训班，作为专业演员黄吉森还受聘为车灯教员，手把手教工人曲艺爱好者唱车灯。1958年他参加四川省慰问团，赴西藏演出三个月，为边防官兵带去唐心林的名作《懒汉与鸡蛋》，受到了热烈欢迎。在今天，15岁能有这些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可对于少年黄吉森来说，这只是他艺术人生的开始。

1960年，青春期的黄吉森开始变声，这对靠嗓子吃饭的人来说，无疑是最难过的坎儿。嗓子哑了怎么办？要么就只能做些幕后工作，要么就此离开。“文艺单位里有句老话，有戏吃戏饭，没戏就只能喝稀饭，这话一点都不假。”回想变声期黄吉森还是有些难过。童声期自己的嗓音又高又亮，团里很多女孩都比不上，可变了声一切都变了，台上的主要演员竟变成了幕后工人，天天看着别人在台上演出，自己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失落。不过这样的变故并没有阻碍黄吉森的曲艺发展，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条不行换一条。没多久，黄吉森便振作起来开始学琵琶弹奏。

旧时候曲艺人传徒很不正规，没有曲谱只能口传，“当哩啷当”地哼一通，学徒要记住也是很难的。为了记住曲子，黄吉森只能认真观察老师的指法。“师傅都要留一手，哪能让你全学去。”黄吉森笑着说，为了偷师自己也是花样百出。正面盯着老师看会被发现，那就躲到幕布后面去，在幕布上弄一个洞，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看会了就把琵琶塞起来不让它发声，坐在后台跟着唱曲的演员弹奏，这样一天天地学一天天的练，黄吉森的琵琶弹奏也慢慢上了路。为了更加精进，他甚至为自己订了一个三年计划，每一年都有明确的目标。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了目标就要拿出实际行动，黄吉森开始每日苦练。早上不到5点就起床，一天练**12个小时，365天全年无休。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超过了老师开始上台演出。全国第一次戏曲调研，黄吉森从100多人中脱颖而出，与其他7位同样优秀的曲艺演员一起代表四川前去北京演出，以出色的演奏和配合获得了全场喝彩。“人就是这样，只要尽力而为，没有办不成的事。”黄吉森说，几十年下来，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惯，八大调几百个小调都在脑海里，随时都能信手拈来。曲艺团里那么多的演员，每一个演员的优缺点他都知道，如何在舞台上与之配合，靠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比别人多出很多倍的用心。“拿到谱子我会把它记熟，演员们唱哪里我都清楚明白，我用音乐去引导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引导我。”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流逝，一晃黄吉森已经在曲艺团里呆了几十年，从刚刚入团的懵懂孩童到小有所成的少年，从结婚生子到老年退休，他从未想过要离开。曾经四川省曲艺团要调黄吉森去成都，开出很好的条件，被他拒绝了。“对这个单位太有感情了，10岁就进入这里，哪里舍得走。”黄吉森说。即使现在自己已经70多岁了，依然放不下，只要团里有需要就会回来帮忙，教教年轻演员，随团演出伴奏。黄吉森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四川车灯，虽然唱得不错也能上台表演，可没有父亲的配乐仍然有些底气不足，于是儿子演出的日子，黄吉森也常常伴随左右。

虽然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任劳任怨也甘愿，但对于曲艺现状黄吉森还是颇有微词。“我们70多岁了还在做，这其实很不像话。”黄吉森说。现在的曲艺环境并不适合曲艺传承和发展，要培养人才就应该改变。“不在台上锻炼，人才难以成长。”过去自己那一辈，每天都有两场演出，一年要演600场左右，这样天天看日日练，不好都不行。而现在因为大环境的变化，每个星期才演出一场，演员们的练习时间也很少，要培养人才太难了。

关于对年轻一辈有何寄予，黄吉森不愿多说，“艺术是群策群力的东西，需要大家共同完成，靠某一个人是没办法发展和提高的。名师再好，学生没有那个心，那也是白搭。”70岁以后，黄吉森便不再收学生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涯，给他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为他带来了伤痛，腰椎突出、关节炎随着年龄渐长越发凸显，前不久他还因为指关节没法弯曲而动了手术，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仍然不能太劳累。黄吉森说，现在人老了也不愿想太多，自己开开心心地做一些喜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演出的日子，他会约上朋友自驾旅行，带上他心爱的乐器，一边玩一边为大伙表演。曲艺已融入他的生命，似骨血无法割舍。他说：“人老了就要服老，不能高强度练**那我就悠着点，就如人老了散步只能慢慢走一样，只要我小心保养，那它一定还能陪我走很久。”